現在,文化發展已不再僅僅被理解成個人的、獨特的藝術晶更替過程,而應理解為包括生活、環境等所有范圍的一個綜合性過程,對文化歷史的觀察也越來越多地涉及到日常文化形態。因為這些形態很明顯地印有那個時代的典型標記。同工業造型和建筑藝術相似,海報作品也被認作對辨別、解釋歷史精神狀況的分歧過程的例證來認識的。從人類傳播的角度看,海報作為傳播媒介的一種形態,為了達到最佳的傳播效果,最理想的方法一定是擷取當時最為流行、最為典型,也最具吸引力、號召力的文化符號來作為海報的信息傳播載體,因而海報在某種角度下,可以說是某個歷史時空中文化精神的集中顯現,F代設計的起源是在西方。古希臘文化又可以說是拉開了以歐洲為中心的西方文化的序幕,構成古希臘文化的重要條件之一便是科學的數理因素。古希臘哲人畢達哥拉斯從弦樂器的音程中發現了如果將一根調好的琴弦的長度縮短一半時就會出現高八度音,縮短3/4就會出現一個第四音,縮短03就會奏出第五音,而將第四音和第五音重合則正好成為八度音,亦即3/4 x 2/3‘1:2的調合比值2:3/4:1的數關系,創立了以科學數字說為基礎的畢達哥拉斯哲學體系。數的這種奇異關系,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也同樣以勾股定理的形式得到過發展,但最終并沒有上升到邏輯哲學的層面,而是將其看做是宿命的神秘結果,因為作為中國哲學本源的“氣’的無終無始、無窮無盡的陰陽關系,已不在元素的意義之內,成了“形而上’的理念符號。畢達哥拉斯發現的這種數的比例關系,后來被柏拉圖應用于美學領域,認為具有象黃金一樣的珍貴,價值,稱之為“黃金分割律’。黃金分割律;對于希臘人來講,所得到的最為完美的實踐對象就是人自身的軀體,波利格萊塔的“持予者”雕像和勃拉先西德列奇的“S”型曲線雕塑造型法便是其結晶。希臘藝術在數學原理中得到發展,實踐到應用藝術中便產生了古建筑“帕提農神殿’以及“佩斯圖姆大會堂’。如果說古希臘人發現的是美的規律,發展到近代,構成主義的先驅者馬列維奇、愛爾·利西斯基,蒙德利安、勒·柯布西埃,密斯·凡·德羅等大師們則是歸納出了秩序——即美的規格化,這也是工業時代社會產業化的產物,后來在1919年成立的包豪斯學院便是這種藝術精神流傳的中轉站。
20世紀初出現的被視為是與當時的新現實主義藝術相補充的構成主義的創作,在沒有先例的條件下創造性地發展了造型藝術。位于東方的日本海報設計在藝術思想和風格上明顯受到影響。構成主義出現在工業時代和機器時代,在當時,機器似乎成了新能源的標志,計劃統治了一切,數學設計、幾何學式的嚴謹,材料的節約都是其設計思想的基礎。構成主義探討的是造型的基礎要素,這種造型的條件是:放棄一般形式上的所有富有表現力和主觀性的東西,被放棄了富有表現力和主觀性后的造型,具有不帶任何特性的被抽象的客觀性和普遍性。新造型的直觀結構出自視覺經歷的基本成份,如:點、線、面、節奏的形式,色彩,范圍,位置以及方向,點線面分別表達了一定的意義并通過點的延伸、線的組合等運動,影響視覺,并帶來情緒波動。在構成主義的藝術探索結果中,人們看到了“以機器作為能源的時代的形態統一’,構成主義的道路適合數學式思維過程的美學,在數字的思維過程中,人們可以認識公式的“美與正確’的概念。在那樣的時代中,藝術家們都渴望自己的藝術活動能得到應用,渴望參與和結合到工業生產中去,在結合過程中從一名自由藝術家發展成為一名設計師。1945年,作為戰敗國的日本,一切都等待著重新構筑。隨著工業化的開始,經濟復蘇,日本文化發展經歷了一次重要的轉折,除了受到跟隨進駐日本的美軍同來的歐美的思想沖擊外,還遭受到了迅速改變的經濟和工業發展的社會影響。日本社會發展的這種歷史氛圍與20世紀初世界設計藝術思潮無疑是偶合,但在歷史長河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在一定的時代和一定的領域里會積累出一定的造型。造型變化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在個人生活的過程中,世界觀本身發生了變化,正象眾所周知的,社會和政治結構的深層原因在世界觀里總是可以找到依據的,同樣,被創作的作品的造型和功能在一定意義上也表達了這一點。時代的精神很可能也是一個主觀事實,象任何一個主觀事實、任何一個科學事實一樣,這是一個藝術造型史上古老的命題。象每一部歷史一樣,并不是在所有的時代,在每一個地點用同樣的可能性都可以重復成為可能,但在一定的間距里,形式表達雖然不是完全重復,卻會在它的設想中,暗示一種狀況,這種狀況暗示了與早期版本相近的風格,即改變了的重復,50年代以前的日本海報設計作品基本上可以劃歸為這一類。